補習-人權與法治教育岌岌可危 研究發現通識教師尚待裝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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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學院（教院）一項研究發現，通識教師對人權及法治核心價值支持度偏低，並且對相關概念存有曲解。過半數受訪者願意放棄人權和法治，以換取社會的和諧穩定。上述情況可能與香港政府過去長期忽略人權教育有關。
　　
　　該項研究是「《基本法》教育計劃：人權及法治教育」的其中一部份，由優質教育基金資助，總共訪問了255間中學共791名通識教師。

對法治和人權的態度
　　雖然研究顯示受訪教師普遍對人權和法治持正面態度，不過，不少受訪者對人權法治的核心內容，即司法獨立、程序公義、基本人權及嫌疑犯的尊嚴等方面的意識薄弱。

　　約47.5%的受訪者同意法官在審案時應考慮公眾意見（第58題），這顯然違反司法獨立的原則。此外，35.3%受訪者接受警方為採集證據而以私刑拷問罪犯（第61題），36.0%受訪者也同意法庭可以接納一些不合法途徑取得的證據，去將一個確實犯了罪的人定罪（第62題）。

　　約三分之一的受訪者並不同意部份法治原則，如法律的確定性和無罪推定。約 30.2%受訪者反對任何人不應因不道德行為而受刑罰（第54題）；25.7%反對法庭應採取寧縱莫枉的原則（第64題）；31.6%同意為了解決逼切的社會與政治問題，政府可彈性解釋法律（第55題）。

　　研究同時發現，不少受訪者願意放棄權利，以換取社會穩定及和諧。約52.0%同意執法部門應該有權為了偵查罪案而截查公眾的通訊（第37題）；80.9%則同意政府應該有權為加強治安而在公眾地方安裝「天眼」（第43題）。

　　研究亦發現部份教師曲解了義務和權利之間的關係，分別有 46.8% 和 46.2 % 的教師表示，公民與學生必須先履行義務，方可享有人權（第52、53題）。然而在原則上，享有人權是必然的，跟公民實行義務與否並無關連。

　　負責研究計劃的教院管治與公民研究中心副總監梁恩榮博士表示：「研究結果令人震驚。雖然受訪者普遍對人權及法治持正面態度，平均得分分別是 2.92及 2.85 (以4分為滿分)，然而，不少受訪的通識教師對法治和人權的核心價值支持度偏低。這可能源於大家對法治人權，特別是『以法限權』和『以法達義』方面認識不足；反之，他們傾向跟從『有法可依』。」

兒童權利
　　雖然93.0%受訪者支持政府應提供社會保障予所有兒童（第1題），57.7%受訪者卻否定兒童的宗教權利（第12題），另有超過一半（55.7%）不同意兒童應有免於被父母體罰的權利（第9題）。

　　此外，教師認為打擊犯罪和偵查案件比保障兒童私隱更加重要。約74.3%認為學校只要取得家長同意，就應該有權強制未滿18歲的學生驗毒（第38題），而64.3%認為，政府有權為打擊吸毒而要求學校將驗毒結果交予執法部門（第39題）。

自我評估的知識水平與教育背景
　　研究同時發現，本港超過一半通識教師缺乏教授人權與法治的相關知識和培訓，只有56.1%受訪者認為自己具備足夠知識教授人權（第48題）。

　　正規培訓方面，56.2%受訪者取得通識教育學位或教育文憑資格，67.7%的受訪者參加過由教育局資助的通識科工作坊。另外6.6%受訪者不曾受過任何與通識或其它相關學科包括社會學、公民教育、公共行政、政治或法律的培訓。

　　研究又發現，受訪者對人權法治的態度，與曾經接受培訓與否息息相關。曾受特定學科培訓的教師，對人權法治態度方面的支持度平均分較高。在態度與自我評估知識的關係部份，也出現類似結果。

　　梁博士說：「通識科教師對人權與法治的態度和認識，對孕育一個尊重人權和社會公義的社會，有直接影響。」

　　他指出，為職前及在職教師，尤其是通識教師的相關訓練進行檢討，刻不容緩。他建議將提升法治與人權的內容正式納入教師教育課程，並且提供更多資源，以制定更有系統的人權法治教師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