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習-推高教科書成本的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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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一日，出版界在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上質疑教育局有沒有在教科書「教材分拆」事件上多番「講大話」：包括假稱曾諮詢老師和已有撥資源給學校的機制，又引導業界以「假分拆」誤導公眾；將學材、教材分拆定價而不減課本售價，讓公眾以為「教材分拆」政策已順利推行。
四月十二日，報章引述教育局發言人表示：「從無要求以不減價換取落實分拆。」四月二十二日教育局高官出席電台節目說：「當時大家都睇到通貨膨脹嚟緊……（不能減價）我哋同事可以理解。」間接承認曾引導出版社「假分拆」。
教育局手握審批課本的大權，出版界惟有盡力配合教育政策來編寫課本。在處理教科書問題上，教育局為何方寸大亂？追本尋源，要回顧過去十多年，每幾年就有一項教育「新猷」推出，前線教師固然在改革的浪頭上顛簸，出版社也苦於應付。
一九九五年：小學推行「目標為本課程」，小學的中、英、數、常教科書須依新課程重寫。課程實施四、五年後，因其要求的評估方式繁瑣而不切實際，學校強烈反對，課程名存實亡。
一九九八年：中學推母語教學，後被「微調」。
約二千年：教育局要求百分之二十五課堂要應用多媒體教學。
二○○一年：為減低「標籤效應」，中學由五個組別改為三個組別，校內學生能力差異擴大。
二○○二至二○○五年：絕大部份中、小學的課程都大幅修訂，課程強調能力訓練，各科都要涵蓋九種「共通能力」。
二○○七年：教育局原定將英文科甲、乙試卷合併，但在決定公佈後卻推翻。
二○○七年：中英文科會考改用「標準參照」評分，取代「常模參照」（拉曲線），但短短兩年後便推出三三四新課程，公開試模式又一變。
二○○九年：教學語言「微調」。
約二○○九年：小學推行小班教學；鼓勵中文科用普通話施教。
二○○九年十二月：三三四新高中課程涵蓋面廣、程度深，還加入大量選修單元，各科由十選三至四選二不等。

單看改革對日常教學和教材使用的影響，都知道殊不簡單。且看一個具體例子：教育局的「優質課本基本原則的具體準則」中「學與教」一節下列明對「優質課本」的要求：「發展學生的後設認知能力」（第五條）；「提供學習策略。可在簡介課本的指南或在學習活動中提出建議」（第六條）；「學習活動旨在使學生能把所學的新知識融會貫通、靈活運用。凡此種種，都令課本內容增加、專業要求提高，推高成本。
新高中課程更是「盛況空前」，各科都加入選修單元，以中文科為例，中四至中六三年只有三百七十五教時，但出版社要全數編寫十個選修單元，即共相等於六百三十二小時的教材。
以中文科計算，每個單元製作成本最少數十萬元，幾間出版社為無人使用的額外單元投資二千萬元以上。種種額外成本由誰付呢？有部份是出版社負擔，直接令大量出版社倒閉，因此可供選擇的課本漸少；也有部份費用反映在課本售價內，致家長、學校、出版社三輸局面。
為應付龐大教改工作量，教育局過去十多年讓學校增加很多人手和資源，政府為每名中小學生付出的經常性教育經費由九八年的每名平均約二萬三千元增至去年超過四萬元，遠遠高於同期教材售價升幅！消委會引用消費物價指數比對教材售價，根本是瞎子摸象，反映當事人對教育的無知。